"大卫・威尔士奖"之亚洲第一人
1913年7月，张培刚出生在有"将军县"之称的湖北省红安县。16岁，他成为武汉大学招入的唯一一个文科预科生。在以经济系第一的成绩毕业后，张培刚
张培刚在哈佛大学所学的，是哈佛大学最好的专业--工商管理。通过3个学期的学习，他感到仅利于个人，却无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农民困苦的现状，于是转到经济系，苦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和民富国强的可行路径。他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投入农业国家工业化的学术研究中。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亲身体验过农业耕作的辛劳和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记忆里，小时候和同村儿童在门前塘岸边吃饭，比谁家发财，就把碗里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家泛起的油花多。结果，谁的油花都不多……"96岁高龄的张教授回忆说，当时中国的农村太贫穷。
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申请了不到6平方米的空间作为研究阵地，每天在那里一泡就超过12小时。他用近2年时间完成论文。期间，他阅读了涉及180多名经济学家的200多本经济学著作。"我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这样范围的人，超过任何人，英文、法文、德文，我都读过。"1945年，张培刚完成在世界经济学界具有拓荒意义的《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部20多万字的英文论文。同年冬天，他仅用1个小时就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世界上尚无一本系统著作，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
1947年，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被哈佛大学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Wells Prize）。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才设立，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威尔士奖就是世界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这个荣誉，是哈佛大学建校800多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人，也是第一次颁给亚洲人。
"那时唯一的感觉就是高兴。"时隔60多年后忆当年，张国刚依然十分激动，"让我高兴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得到认可，更重要的是觉得中国，我们的祖国得到认可，我可以跟洋人比，不比你差还要强过你。"
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1949年，该文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前，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致信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说："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因此，作为此书的出版者我们深感自豪！"
《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这一崭新问题的开创性著作，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上结论上，都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半个多世纪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张培刚，用《农业与工业化》一文撬开了发展经济学的大门，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经济学科，它产生并逐步形成于20世纪中叶。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前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社会文明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迅速瓦解，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摆在这些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其基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显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所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亦即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是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和关键。该文首次对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工业化定义、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确立了农业的贡献理论、工业化理论、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相互作用理论、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相互影响(包括贸易、资本流动等)的理论等，完整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张培刚将农业对工业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归纳为食物、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五个方面。农业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业发展对工业化启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张培刚认为，农业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教授，在1961年才提出产品、市场、要素及外汇四个贡献。
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培刚还提出了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定义。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主张通过牺牲农业而发展工业不同，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他认为，农业与工业应协调发展。后来，刘易斯也进行反思，认为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是错误的。
张培刚通过深入调查，用大量的具体事例说明了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而要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要把农业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
他强调，农业工业化的意义在于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从而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向城市或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收入的提高又会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随着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一"推"一"拉"就会使整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实现良性运转。
张培刚的"工业化"定义，有效防止和克服了那种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忽视甚至牺牲农业的做法。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才纠正忽视农业而片面实现工业化的传统观点。如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迈耶（Gerald M. Meier,1984）在其著作中才纠正了关于"工业化"的观点，与张培刚40多年前的理论极为接近。
实际上，张培刚已经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农业国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与工业国开展对外贸易，均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为工业化之故，仍需从工业国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这实际上提出了对外开放促进工业化的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普雷维什等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为"中心-外围说"、"依附论"等学说。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文中的这些论述,构成了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发展经济学主体内容，该论文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
1946年，时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张伯伦教授邀请张培刚留校任教。而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坚持回国，"因为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回国后，他应母校--武汉大学邀请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系统地被引进来，国人逐渐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
然而此时的西方学术界，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有学者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快要"死亡"了。
对此,张培刚大声说"NO"。根据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尚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认为发展经济学大有可为，并锐意创新，全面提出了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
1988年，在青岛召开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上，他提出了重建发展经济学的四条建议：（1）扩大研究范围，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的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当然也要研究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加强分析深度，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应当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进行探讨，特别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3）转变研究立场，改变"西方中心论"，而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4）注重体制转型问题，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进来，并作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四点建议，开阔了国内乃至国际上，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们的视野。1992年，张培刚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出版--年近八旬的他，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并将其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世界经济学领域自成体系，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85岁的博士生导师
1998年夏季的一天，张培刚教授接到一个通知--他领头申请了多年的博士点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复，这年，张培刚已经85岁高龄，"这一刻，我虽然没有刻意推动，却也等待多年。"
1948年1月，为亲自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经济情况和资料，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张培刚受邀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一年内，他先后赴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参加了数次国际会议，撰写了多篇粮食供销、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等方面的专题论文和报告。
1949年2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张培刚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并谢绝两位哈佛大学导师布莱克和厄谢尔的邀请，从曼谷再次回国来到母校，继续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重大的院系调整，根据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武汉建立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这时，张培刚受命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协助物理学家查谦院长具体主持建校工作。此后几年里，作为经济学家的张培刚完全脱离了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干着与他专业毫不相关的校园规划设计和基建工作，整天与沙石砖瓦打交道，时间几乎全耗在工地上，也因此劳累成疾，患上了肺病。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张培刚经常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湖北省红安县建苏公社，村里的老人至今还记得，这里曾有位戴着眼镜、有知识的农民白天推着400斤左右的粪车，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培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大肆批斗、抄家，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赚钱买来的大量外文书籍和重要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被毁--而1969年，美国再次出版发行《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他的外国同行们在学术研究上都如日中天，刘易斯、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张培刚教授在华中工学院这所工科院校领头开设了经济学专业，"我一站30多年，总算找到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他把在抽屉里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与工业化》终于呈现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那时，张培刚已逾古稀。
在张老的书房，悬挂着一副对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这副对联，是张老对自己一生为人治学的自勉，更是表达一种豁达的胸襟。
这时的张老，每天除带学生进行课题研究之外，读武侠小说成为他最大的乐趣--他欣赏侠客们的正义。张老读书时要做很细致的眉批，例如，武侠小说前面写到死了多少人，中间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的人数都在书上做个计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
而就在张培刚过着这种平静充实的晚年生活时，他接到了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点申请通过的通知，"85岁的张老以老牛奋蹄的精神，为培养更多经济学人才继续奉献光和热。"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教授如是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张培刚又提出了大国多元发展理论和"牛肚子理论"，他认为，中国从东到西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形态呈现"多元"特征，因此区域发展十分复杂。他用曾在农村放牛的体验，将东部地区比喻为"牛头"，西部地区为"牛尾"，中部地区为"牛肚子"，认为中部地区发展不起来，整个国家也难以整体发展。张培刚教授的"牛肚子理论"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
2006年，为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中存在产能过剩、技术含量低、能耗较高，以及整个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如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任务艰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出口产业结构以加工贸易和轻纺产业为主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张培刚再次领衔中标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基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从全球化的视角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进行研究。
该课题目的在于建立中国化的理论框架，探寻依靠自主创新的新路径；结合"主体功能区"的思想，建立产业布局调整的动态分析系统。并且，课题组还探讨了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如何体现新型工业化思路的三大导向（提升科技含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另外，还研究如何处理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协调好工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区域经济之间、开放条件下国内工业发展与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间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张培刚推崇备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北有马寅初先生，南有张培刚先生，他们俩对中国的发展--我称之为做出了历史性的知识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认为，在国内经济学界，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最早建立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并始终把走向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林毅夫说，张培刚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1984年开始做我的论文研究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教授帮我开出的一系列必须读的参考资料当中，就有一本是由中国人写的著作，那就是张培刚老师所写的《农业和工业化》这本巨著。当时，作为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从文献当中能看到中国人写的著作非常少，而张培刚老师的书就像是一颗明珠，让我感到非常受到鼓舞，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让我内心里面感到非常折服，而那本书竟然是在1946年就写完，1947年就出版的。
经济学家梁小民评价说，刘易斯、舒尔兹是发展经济学的大师，实际上张培刚先生的理论比他们提出的更早，要早十多年。
张培刚，这位让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者尊敬的人，在国外经济学界同样享受盛誉，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曾宣称："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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